不少人也许还记得1993年在《黄金时代》上刊登的《夏令营的较量》。短短的一次夏令营，中日孩子行为能力差异显著，充分暴露了中国孩子在生存能力方面和中国青少年教育中的诸多弱点和问题，也引发全社会对中国在自理、自学、自律、自护、自强教育上的误区进行反思。

　　很少人能从这场大讨论中发现一个微妙之处：作者与社会各界其实只是在为城市独生子女这些“小皇帝”们担忧，却甚少关注到在全国儿童中总数过半的农村儿童。十五年过去了，新的一代人正在成长起来，中国的城市与农村也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么，如今我们的孩子在世界上是否具备了竞争力呢？

　　《中国弱势儿童群体：问题与对策》收入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卢德平博士主持的部分国际组织、中央部委研究课题的抽样调查数据和实地调查及理论文章。作者选择了中西部农村地区的辍学儿童、东部地区部分城市的流动儿童、农村留守儿童以及残疾儿童等几种在中国比较典型的弱势儿童群体，系统地分析和探讨了他们的现状、特性、成因、面临的问题以及社会支持的可行途径。这本学术文集是另一个角度的关于中国孩子世界竞争力的又一份报告。

　　第一章、第二章主要探讨辍学儿童和流动儿童的社会支持问题，以及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中国实施的儿童支持项目进行评价。枯燥的数据与案例已经足以让我们深思：许多弱势儿童支持项目虽然充分注意到了我们所身处的大时代，但是并没能有效地把作为分析对象的儿童群体，分解成一个个在项目实施的五年内就将纷纷面对人生最大变化的个体。

　　例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举办的“项目行动计划”从设计到实施，最主要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帮助这些儿童像其父一样固守土地，从事农业劳动，因此侧重于传授农作物种植和家禽养殖的技术。但是，即使这些知识的确改善了某些辍学儿童及其家庭的经济状况，培训档案显示，仍然有90%以上的儿童希望获得电脑和网络方面的培训。这清楚地表明，“大多数辍学儿童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这一代属于信息时代，在本质上和父辈固守农业、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农民的命运迥然不同”。这一发现足以让所有帮助辍学儿童的项目都陷入矛盾与尴尬中：如果大多数辍学儿童都选择离开村庄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闯一闯，我们还有什么理由限定他们维持现有的生活方式、漠视他们未来的或者期望中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前瞻性地引导他们去适应与接受这样一种全新的生活与命运？我们还有什么权利去设计他们的未来，并要求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终此一生？

　　在对无锡市的公立学校和打工子弟学校进行的调查中，我们也感觉到了一丝不安。流动儿童的入学率可能已经有所改善，但是他们获得的有限教育资源与当地城市儿童的优质教育资源相比，差距依然非常巨大。“当然，这一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教育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问题，具有当今中国社会贫富悬殊、分配不公的典型特点。”但是一个更为残酷的事实也许正隐藏在背后：“城里人”与“乡下人”之间的身份差别，也许不但无法在几代人的时间内逐渐消失，甚至还可能被教育制度和未来的就业制度和竞争环境固化甚至扩大。

　　第三章、第四章关注的是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这一趋势的另一个副产品：农村留守儿童现象。由于目前依然缺乏全国范围内的调查结果，因此任何关于全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的学术推断都是不准确的。当然，我们依然可以对此进行合理的估测。例如，在另一本《关注留守儿童》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目前有将近1.5亿的农民为外务工，而且打工者数量还在以每年500万人的速度递增；全国15岁以下的留守儿童人数现在已经约有1000万人左右，并且这个数字也在逐年递增。虽然卢德平在本书中并未对数量进行任何估测，却提醒我们注意，留守儿童群体在健康保障、教育机会、心理支持、情感补偿等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留守儿童在农村儿童中占据的比例大，与父母之间亲情缺失和“心灵沟通陌生化”的周期长，在权利保护上面临的问题多，乃至于“正如中国的独生子女问题已经对一代人的成长环境和发展质量形成了严重制约，目前中国农村大量的留守儿童群体的生存和质量也将对未来的国民素质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

　　让我们痛心疾首的是，留守儿童的问题具有延续性和累积性，也就是说，他们在学前阶段形成的问题会严重地影响义务教育阶段的成效。但是，这一亟须解决的问题却受到另一个因素的制约：留守儿童的物质幸福感与父母的务工目标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根据调查，留守儿童所在家庭的经济来源近90%是父母外出务工的收入，因此经济压力与责任使外出务工的父母无法也无力在短期内与孩子团聚，他们“基本上是以牺牲子女的情感幸福来换取物质水平的提高，或为未来的教育投资做储备”，但是这样不得已的做法往往得不到留守子女的理解，甚至遭致孩子的埋怨。更为悲哀的是，我国农村地区与城市地区存在着的若干重大差别通过隔代监护与家庭格局的传导而更为扩大：一方面，农村留守子女和城市“小皇帝”一样容易受到祖辈的过度溺爱；另一方面，农村地区祖辈相对城市地区的较低文化程度和某些较为保守的农业社会思想，又会越代地直接影响到自己的孙辈。从某种意义上说，隔代监护下的农村留守儿童，既无法享受到正常的家庭教育和关怀，又承受了农村与城市相比的诸多不公平劣势，甚至还可能同时叠加式地处于上述辍学儿童的困境中，因此我们应该更为关注这一弱势群体。

　　从全球角度看，由于地区纷争、贫富差距、文化冲突、性别歧视等社会问题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恶化，“以家庭结构的完整程度，尤其是以父母监护是否在场为指标的传统的弱势儿童鉴别标准，已经无法涵括当今世界处于多种形态的弱势儿童群体”，弱势儿童群体的形成原因日趋复杂。从中国的角度看，最近二十多年的历史性变革中产生了很多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城乡差距的拉大、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迁移、城市就业问题的尖锐化等因素使得越来越多的儿童成为这种社会变革的直接或间接的承受者或受害者，弱势儿童群体的范围相应地扩大。换言之，上述的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等新型弱势儿童群体的出现其实就是实现这种社会转型的代价。代价固然难以避免，但这绝不能成为放任自流的接口，如何在转型期内使阵痛的持续时间更短、疼痛的程度更浅，才是最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否则，我们有可能让这些弱势儿童群体在全国儿童中很难具备竞争力，进而让我们中国的孩子在世界上不再具备竞争力。

　　十五年的时间很短，很快又将是一个十五年、又将是新的一代人。如果说，十五年前的较量既是受教育者之间的较量，又是教育者之间的较量，那么如今的较量还是集中反映在教育质量与人才素质上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综合现实的较量。“假如中国的孩子在世界上不具备竞争力”，如何让这样的悲剧不成为现实？这份问卷，需要我们去认真对待和谨慎作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