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事》,许知远著,海南出版社2008年1月版,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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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级制和社会网络视野下的乡镇行政:北镇的个案研究》,刘能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1月版,32.00元。

　　《中国弱势儿童群体:问题与对策》,卢德平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11月版,39.00元。

　　编者按：

　　暮春时节，两会时间，赤子苍头，共商国是。这是谈论自己的国家的季节，不过面对这片广阔的土地、这群彷徨的人们、这些复杂的现实，我们又该如何述说？以下推介的诸书，切面不同，角度各异，却都是直面现实之作。

　　中国之动力

　　他们从坚实而贫瘠的土地上来

　　面容模糊的“农民工”

　　来自布里斯托尔大学和伦敦大学的一个联合研究小组发现，一种名为vaccae的细菌对某种脑神经元有促进作用，并最终有助于合成有“幸福荷尔蒙”之称的复合胺。vaccae分枝杆菌在自然界中主要分布于土壤里，而通常来说，患上抑郁症的人大脑中比较缺乏复合胺。这一发现促使我们思考，现代的城市人如此忧郁，会不会是因为我们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试图告别土地？

　　农历新年前有一本名叫《中国农民工调查》的书出版。作者是《金融时报》中文网资深记者魏城。他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塘地区等这些中国经济发展最为迅猛的发达地区，用一个月的时间近距离接触和实地采访了许多普通的农民工，以及访问了茅于轼、葛剑雄、温铁军、曹锦清、蔡昉等多位著名专家学者，试图勾勒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民工潮”这一“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潮”的全貌，以及“理顺这场持续了近三十年的巨大水变迁的前因后果和走势脉络”。

　　他们没有户口甚至没有暂住证，却在为自己和家人更好的前途和城市居民的生活方便，甚至为中国的GDP做贡献，“尽管他们的贡献没有被计入官方的GDP数字之中”；他们在异乡谨慎卑微地生活着，有对田园牧歌的惆怅和思念，但是家乡的记忆已经和“打工所在的城市一样让人迷惘”；城市不把他们当作自己人，于是他们也不把城市当作自己的城市，缺少稳定预期的制度安排使他们很难能有建设性的长期行为；他们有着可望而不可归的故乡，有着往往只把他们看做是“边缘人”的城市……面容模糊的他们有着一个名字，叫做“农民工”。

　　我们都来自农村

　　作者魏城承认，“中国最新这一波城市化进程，已经持续了近三十年，中国国内对此描述或解读的文字已有很多，其生动性和深刻性，绝非我这样的海外旁观者所能企及，我最多只能以‘远观者’的身份，去中国实地感受一下”，但奇怪的是，有些身在国内的人士，却也俨然具有了一种“远观者”的超脱甚至冷酷。那一个个好奇、羡慕、沮丧、惶恐的情绪交杂在一起的活生生的人，往往只是他们嘴里“扩大内需”的来源、笔下“城市乱象”的原因、纸上冷冰冰的统计数字中微不足道的那个“1”。

　　正如魏城在书中所说，相比起数千年的农业文明，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把人类从“乡村动物”变成为“城市动物”的历史大概只有短短两百多年，中国的城市化历史更短。但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潮就发生在中国，按照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的估测，到203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到62.5%，那意味着中国的“城市动物”将在9亿人到10亿人之间。这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管我们现在住在这个星球的什么角落，我们自己，或者我们不远的祖先，都来自农村”。这一“未曾经历改朝换代，也未曾闪现刀光剑影”的进程，却因为改变了生活方式和文明形态，因而成为中国自1840年以来最为深刻、最为实质、意义最为深远的变化。对于这场“革命”，我们需要《中国农民工调查》式的“旁观”与“读后感”，但或许更需要从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与个体经历中的感受与体验。

　　中国最大的现实与悲哀

　　刚刚过去的2008年的春节注定将成为后一种途径的最好注脚。数十万农民工因为冰雪导致的交通瘫痪而滞留在广州火车站长达一周，另外则有一千余万农民工不得不留在广东省过年。这将极大地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惯，因为“春运”这一富有中国特色的词汇，意味着一个月里运送的乘客总人次相当于全国总人口数的两倍。

　　但同时有一条新闻并未太受关注：在深圳打工的部分进城务工人员年前在当地社保局服务大厅彻夜排队，申请退出社会保险。每年春节前这里都会聚集如同潮水一般前来退保的农民工，宁可损失未来几万元的养老金，也要退保一次性取走个人账户中为数不多的钱，用来购买车票回家或者其他个人开销。他们说，“并没想过以后，没想过老，因为觉得老还远着”，这样的疑虑与无奈实在让闻者心酸。与此同时，等待着有识之士提出的加快改革二元户籍制度步伐、实现永久性迁移等建议的，依然只有令人尴尬、难堪甚至愤怒的沉默。

　　越来越多的人从农村进入城市。但这丝毫不意味着我们与农村的联系越来越少。恰恰相反，我们每个人与农村打交道的机会事实上是越发地多起来。你可能好不容易地才把户口迁入城市，你可能作为新城市人以厌恶的语气谈论着那些“乡下人”如何如何地恶化了城市的生活环境，你可能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自己也许几代前的祖先才刚刚从农村进入城市。这个国家是从农田里生长起来的，即使它的现代化躯壳里越来越多地流着工业化的血液，那也是农业的脏器里生发出来的。

　　并且，使这架机器成功地运行起来乃至于成为世界车间的，正是这些透支了自己生命中最为宝贵的青春整日在流水线前劳作的人们，这些沉默而焦急地在寒风中等待着回家的人们，这些在路上紧护装着一年辛苦钱的口袋的人们，这些在暗无天日的煤窑里冒着很多人毫不体察的生命危险挖掘着沾染血汗的黑色石头的人们，这些在冰雪中望着田地为未来一年生计发愁的人们。他们的思想、感情、性格、视野，在自己这一代和往后的好几代，可能都还脱不去土地的印记。但是已经在城市中的人，却可能已经急切地试图去遗忘了。

　　那些坐在办公室里、喝着清茶、写着报告、哼着小曲、翻着报纸的人，永远不会真正理解中国。那可能并非因为他们有着坚硬的心肠，而是因为他们的双脚并没能踏在坚实的土地上，那散发着泥土的清香却日渐贫瘠的土地。而这，或许正是中国最大的现实。当然，他们也不想踏在坚实的土地上，而这，或许正是中国最大的悲哀。●沈彻

　　中国之基层

　　北镇的干部与他们的农民

　　“样板”乡镇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能博士在《等级制和社会网络视野下的乡镇行政：北镇的个案研究》中写道，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我国恢复社会学学科以来，中国社会学派发展出来的社区研究取向一直得以坚持甚至发扬。这是因为在一个空白的起点上，我们更希望知道“现实到底是什么样子”。中国农村正进行的经济改革成了推动中国社会变迁和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因此它也对研究者和决策者们散发出迷人的光彩。

　　这本书其实正是刘能在1996年到1997年间在北镇进行实地考察和调查后撰写的博士论文。北镇是某省最发达的乡镇，原先是某大城市的近郊农业社区，正面临着即将被城市扩展吞没的前景，它是省里的“样板”、“典范”，它的发展史见证了二十年来的制度变迁以及对各种资源的利用。作者选择的并非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典型样本，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从作者自己承认的“叙述和解释的张力”中看到，这个以乡镇为根据而展开的研究为我们揭示的是“工业文明在‘现代性进步’中对农耕文化的空前修改”，是一种紧张、尖锐、疼痛乃至令人眩晕的场景：到底一个全面运作的乡镇的人和事如何展开？农民、乡镇干部、上级和国家等各类主体的期待和愿望怎样？他们怎样展现自己的生存？他们用什么样的策略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北镇与我们身边广袤大地上的每一个乡镇，并没有什么不同。

　　“书记铡草”

　　作者在个案调查的基础上，以描述的形式来处理乡镇行政的结构和特点，总结出了行政事务合法性来源的三个原则：“法理上的认同”，也就是对国家基本政策和特定例规的认可：“表现政治主动性”，也就是要和上级保持一致甚至主动迎合上级：“追求实际效益”，包括经济与社会效益。

　　有趣的是，这三点在乡镇各政治主题的行动框架中产生了一种对一般性行动事务的“虚实相间”策略。也就是说，对于“名目上不那么正当的要求”，领受任务者内心对其不“认同”，或者顾及到自身或者下级的“效益”，但是因为要表现政治上的一致性、主动性和纪律性，因此不得不“采取诸如拖延、微词和抵制的对策”。例如，虽然各村居（村委会或居委会的合称）往往抱怨上面只想着让下面花钱做些花架子的事，但是由于涉及检查和评比，或者是政治性的任务，所以大家还是得去做。而由于乡镇政府处于国家行政及其组织结构这一“等级制”的末端，反抗上级的可能性并不大，只能以“务虚”的方法避免重大损失，或者在无法避免时将损失转嫁给下属村居和企业。

　　乡镇政府既是具有自身利益的行动主体，又是中央政府和上级政府在地方的代表，还是民众利益的代表。作者通过分析这三种利益在乡镇政府的交叉，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上层口号却得到了基层政权的响应，因为“通过经济成功获得良好的财政能力，使同时满足上述三种利益要求成为可能”。而乡镇行政主体为了避免“没有完成上级交办任务”、“操作违规”和“竞争性失宠”等三种行政风险，通过不平衡的责任分配体系、一票否决制、统计技巧、集资和摊派的例则、组织化的集团消费、因循守旧和畏难求稳、庇护机制和社交网络等方式努力规避风险、保护自己。

　　关于行政机构根本特性的“等级”维度，书中有两个小例子颇为耐人寻味。第一个是北镇机关单位配车情况清楚地反映出等级制中的特权分层关系：镇委书记开奥迪，镇长坐本田，副镇长用桑塔纳，镇机关委、办、所的干部配微型面包车，等级分明、清晰而森严。第二个例子是俗语“书记铡草”反映出的以党委书记为核心的工作流程———“修理铡刀、整理料草、输送料草的事可以由别人来干，但最后完成铡草过程的决定性力量，一定来自掌刀的党委书记”。与这样的正规化与制度化的国家行政机器相比，作者感受到“和推崇群众运动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相比，在目前的乡镇政治结构中，群众并不是主动的参与者，而是处在行政组织和运行进程的最末梢”。身处政治过程边缘的民众，只留下了三种主要的形象：经济建设的参与者；社会舆论的主体；受控的上访者。

　　生活质量

　　作者在后记提出，在地方领导干部的一般理解来看，发展就是一切，现代化就是目标。因此，目前所有的政策都围绕这一点运作。但是作者认为最重要的应该是转型过程中人民的生活质量，而其中最关键的组成部分是安全感。城市化在带给农民工商业机会和市政设施享受的同时，也让他们失去了耕地和农作生活方式。但是我们还很缺乏对这些转型中人们的生活质量的研究，我们无法了解他们是不是更喜欢城市中的生活，他们怀念过去生活中的什么。

　　必须看到，本书所调查和研究的只是1996年至1997年间的一个中国基层乡镇行政概况，但作者对人本主义发展观的出现、对“镇—办事处—村居”三级体系的调整与变化有着相当的预见性。集体经济的薄弱或断层，使解放后建立的官方农村基层组织与分散的家庭之间的经济链条断裂，经济关系淡化，官方农村基层组织可控制的经济资源大幅减少，连带地使其政治话语的引导作用减弱。这种国家意志在乡村断裂的可能性，将对国家控制急速变化的庞大农村社会的努力造成重大冲击。另一方面，税费改革后对农村基层政权工作内容和工作强度的影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国家财政支农资金的增加、人口流动与迁徙引致的儿童流动与农村核心家庭单位空巢化等问题，也为本书探讨的“乡镇运行体制”提出了新的研究要求。

　　遗憾的是，今日的我们在急切地去尝试回答“为什么要那样”之前，往往连直面“是什么”、“怎么样”的勇气和耐心都没有。于是在工业社会正以无限的加速度远离农耕社会的时代里，我们虽然还站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但“故乡”却越发模糊起来。米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