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文化贵族》(第二辑、《南方都市报》编)1月份由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书中，以专访形式介绍了许多高龄文化大家的近况。

　　本文摘编自该书(作者:李怀宇)。

　　春天在上海的华东医院采访黄宗英，谈得愉快。“你有没有到北京我哥哥家里去过？”黄宗英说，“现在我哥哥总说:‘我妹妹15岁，我19岁，兄妹卖艺江湖。’我说:‘大哥，我16岁才出去演戏的。’他说:‘那不可能，你16岁我就不可能是19岁。’我说:‘大哥啊，我15岁你可能是19岁，我16岁你也可能是19岁。’他说:‘这个算术题我做不懂了。’我说:‘我反正是1941年演戏，我是1925年生的，这是不可更改的。’他说:‘你15岁我19岁，这是不可更改的。’于是现在两个版本，我自个儿写就16岁，他写我就写15岁。”

　　居然有这么逗的一对兄妹！临行时，黄宗英送我一本《卖艺人家》。黄宗江、黄宗英、黄宗洛三人图文并茂，煞是好看。从此想见见这位败坏书香门第的江湖人物。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的父亲是工程师，清末留日，为什么家里后来成了“卖艺人家”？

　　黄宗江(以下简称“黄”):这是败坏门风了(大笑)。我们家是三代翰林。我父亲是清末留日的，回来还有最后的一次科考，考洋翰林。我的姐姐嫁给林家，是洋状元之家。过去我以为洋状元、洋翰林是小说里的，后来知道是真事。

　　记:为什么你们兄妹几人后来都走上戏剧影视的道路？

　　黄:那是因为我带头，我喜欢演戏，黄宗英、黄宗洛就跟上来了，没有什么系统的教导。我在北京，父亲就带我看京戏。我小时候学京戏很有根底。当年曹禺的《雷雨》出来了，对我们这一代影响很大。我就在学校里演戏，当女演员。“文革”后，重庆举办抗战胜利40周年纪念活动，秦怡、白杨和我都去了。重庆有一个南开中学，请我去演讲，校长就介绍:“周恩来同志、曹禺同志、黄宗江同志是我们南开三大‘女演员’。”那时候，开头没有男女合演，我们都演大戏，周恩来演得最多了，曹禺演大戏，我也演大戏。

　　记:你小时候在北京长大，后来怎么到南开中学去读书了？

　　黄:我父亲去世以后，我大姐的公公就是那个洋状元给我们家寄钱。我母亲就带了我们到天津，我上了南开中学，南开中学比南开大学有名——周恩来题词“我是爱南开的”，南开大学也用了，南开中学就说:“这个题词是我们的。”

　　记:黄裳、周汝昌都是你在南开中学的同学。

　　黄:我在南开中学时，黄裳跟周汝昌很好。我不跟他们一组。那时候我跟黄裳不熟，后来到上海才熟。现在我跟黄裳还是常有联系的。

　　记:当年你的老师有张中行先生。

　　黄:张中行没有教过黄裳和周汝昌，教过我。那时候张中行从北京大学刚毕业，就到南开中学去教书。他完全是北京大学的做派，不穿西服，穿中服、布鞋。一上来，拿了点名册他就不高兴:“我们北大根本不点名的。”杨沫讲，张中行受胡适影响。其实，张中行在文风上受影响最大的是周作人。张中行对袁中郎、周作人是很佩服的。

　　他跟杨沫的风格是不一样的。张中行教书时，我当时已经自由命题了，张中行在班上就说我的文章好:“当代文学家不过如此。”(笑)我那时候十四五岁吧。“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开一个顾随的纪念会，我和张中行又碰上了。他完全是中国的旧文人，他有一点好处，始终就没有说过杨沫一句坏话，就说:“她是革命的。”他当然跟杨沫道不同。

　　记:南开中学的老师还有巴金的哥哥李尧林。

　　黄:他是巴金的三哥。李尧林是燕京大学毕业的，自由的作风不下于北大，他上课也不屑于点名。我的老师给我的教诲不是哪一篇、哪一页、哪一行，而是潜移默化的。南开中学整个是很民主自由的。

　　记:在燕京大学的校园生活是怎么样的？

　　黄:我在燕京大学读书，基本上是以恋爱为主，以失恋为主。我的旁边就有共产党的地下党员。我什么也不是，我是醉生梦死。后来我一个女朋友要为别人自杀，我就去了上海演戏了。燕京大学念了第三年就走了，回来念第九年大学，也没毕业。

　　记:你在南开中学演戏，在燕京大学也演戏？

　　黄:南开中学有戏剧传统，燕京大学是我们搞起来的，我们南开中学来的同学搞起剧社。在燕京大学的时候我演《雷雨》，这是学生活动。

　　记:孙道临跟你是燕京大学的校友，你是西语系，他是哲学系？

　　黄:孙道临是学哲学的，孙道临是一个很腼腆的人。孙道临长得很帅，是我拉他演戏的，他有一篇文章说:“假如没有黄宗江，我根本不会演戏。”

　　记:你们兄妹初到上海卖艺江湖，穷得叮当响？

　　黄:最后也不阔(笑)。

　　记:当时有一段时间住在黄佐临先生的家里？

　　黄:我们演戏，就认识黄佐临，他是导演。那时候很不容易，我、石挥、宗英3个人晚上演完戏回到黄佐临家里，饿了就打开冰箱，吃完了各自倒在床上。我和宗英睡在里间靠近厨房冰箱的饭厅里。忽然听到外间客厅石挥在喊:“宗江，咱们忘记关冰箱里的电灯了吧？”我们3个人连忙起来，打开冰箱，果然是亮着的，却找不到关灯的电门。关了又开，开了又关，冰箱里总是亮着。我们折腾了大半夜，只好回去睡了，这一觉睡得不踏实，老是想着冰箱里的电灯没有关。

　　记:黄佐临先生原来是读经济的，后来搞戏剧？

　　黄:对，读商科的。他热爱戏剧，为人是真而又真。听说“文革”时斗黄佐临，人家问他:“刘少奇请你吃过饭，你是怎么想的？要说真话！”他回答:“我感到很光荣！”结果可想而知。

　　记:和你的许多老朋友一样，此后历次政治运动中经历都很坎坷了？

　　黄:黄苗子、丁聪这些人在白区的时候比共产党还共产党，可是都被整得一塌糊涂，我幸亏在军队里，跟他们牵连不多，否则我都会卷入疑案。他们都比我大嘛。我要是没参军，在地方上，跟他们交往一定比现在还多。“二流堂”像我这种人，只能算外围人物。“文革”的时候把我打成“30年代反动文人”，我说:打成“30年代反动小孩”还可以。历次政治运动我都经历了，太多事了。没事，老百姓谁不想过太平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