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沈昌文口述,张冠生整理,花城出版社2008年4月版,16.00元。

　　在郑州金水路的一家饭馆，沈昌文不断地将入席者逗乐，花城出版社副社长秦颖说，和沈公的每次饭局，都使他过于兴奋，以至无法入睡。

　　郑州书市期间，沈昌文在他所熟悉的郑州，召开了一场新书发布会，作了一场讲座，参加了若干个饭局。在这本新出版的口述自传中，他讲述了他从上海开封路老宅子出生后七十七年的经历，读者读完，却觉不痛快，不过瘾，有一些人、事，被他删掉了；有一些细节，他也都忘了。

　　书不尽全，虽是遗憾，但是，他的故事实际上一直在说，向记者，向三联书店二楼咖啡厅的来访者。沈公说：在我活着的时候，把可讲的事情讲完，以后人们有什么意见，也找不到我了，我已经到该去的地方去了。

　　在郑州，沈昌文接待了一些记者的群访，不过，他特意留出一块时间，在他所住酒店的大堂，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采访结束时，已近晚上十一点，沈昌文说，“不用送，我可以跑步上楼。”

　　我想，做还是比不做好

　　南方都市报：张冠生先生是怎样说服你做这个口述的？

　　沈昌文：因为郑州的关系，我跟冠生的关系很好，在北京我们两个单位都挺近的，我也经常跟他讲故事。当然，还有费老（费孝通）的关系，我和他两个人都是很崇拜费老的，费老跟我很熟。费老年老了以后，他说，我们老年人———像他这样的老年人，现在最要做的是mentalphysicalexercises，就是“智力锻炼”。

　　南方都市报：我读完这本书之后，觉得太薄，不过瘾，在口述中你似乎有一些顾虑，并没有放开。

　　沈昌文：顾虑还是比较多的，而且谈了以后，我也删掉了很多不能发表的，我做编辑，这些我是非常重视的，以后弥补吧。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删掉？

　　沈昌文：主要两个原因：第一，有些话还不能讲；第二，人事关系，我不愿意引起人事纠纷，引起矛盾。当然，还有很多事情是忘掉了，应该说忘掉的更多。除了这两个原因没有讲外，其他很多都是可以讲的。

　　我们两个人见面的机会也不多，见面以后就根据一个题目来讲，要想起来，需要去看材料，但是我没时间———这不是冠生的原因，是我的原因。比如说，我最近看了材料以后，我又想起不少来了。什么材料呢？就是“文化大革命”，我编的那个《大事记》。我找到了，我把后面的几面都看了，因为有15万字，我都看了老半天，我看完了以后，大有启发，因为当年这个《大事记》是颠倒黑白的，可是，你把黑白再颠倒过来看，就很有意思了。所以，受了这样一些启发，我后来又做了另外一些事情，可是这些都来不及收录进去了。

　　还有一些事情要调查研究。比如说1954年到1957年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的这些事情，我只能说一些大概的；究竟是什么详细情况，最好是能够去人民出版社去探讨，可是我也懒得去，去了，可能还要碰钉子，就算了吧，我这老头还管这个事干什么。

　　南方都市报：其实你也可以选择不做这个顾虑很多的口述。

　　沈昌文：我想，做还是比不做好。

　　对付政治运动我有办法

　　南方都市报：你在书中提到，在“文革”期间你认为自己基本上就是一个逍遥派，这是因为你的达观，还是个人的经历使然？

　　沈昌文：这个我很奇怪。当时的话，我们是听党的话的。毛主席的指示，说要搞“文革”；我们绝对不会去反对和担心。为什么是逍遥派呢？因为担心到了一定的时候，就要整顿，整顿的时候说你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参加一些活动，又不狠狠地去揭露。这是我一次次运动中间自保的诀窍。我不是不支持，反右派也这样，反右派以后，我得到了这个教训。所以每次运动都要符合党员的身份做一点事，又不要做得太过分。因为我有很多经验，运动以后都要整顿的，所以做得太过分的人也不行，不做的人也不行，只能做到一定的分寸。所以，我就采取了编写《大事记》来证明我是革命的。我又没上门，没去斗人家，没打人家———那个时候打的、斗的简直是不得了，简直没法过日子了。

　　南方都市报：在五七干校的时候，你拥有相对的自由。

　　沈昌文：到五七干校的时候，我已经很好了，因为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嘛。我是工人，工宣队的人明着跟我说，我们查一下文化部三千个干部里边，像你这样出身好的没有几个。所以我就变成受重用了。我是做文书，我觉得文书的工作很好，说实话，当时我要检查别人的信件，所以这里边有问题的人的信件，都要我先看了，然后我提出来要不要给他看，他老婆给他的信，我要先看，我看了同意了，才能给他看。

　　南方都市报：当时信里都写些什么？

　　沈昌文：当年信里面开头都引了毛主席语录，谈论私人感情的信件很少。当然我也不必全部都看，这个人没有受审查，就不用看；这个人要受审查或者内定要审查的，那才看。都要看，哪看得过来呀。

　　南方都市报：你对“文革”的叙述，让我感觉很平淡，波澜不惊。

　　沈昌文：主要是在“文革”初期的时候，我挨整，这以后我就逃开了，我慢慢地找到一个办法。对付这次政治运动我是有办法的，我的办法很简单，就是装傻。装聪明很容易，装傻很难的。

　　南方都市报：装傻是怎么个装法？就是不吭声吗？

　　沈昌文：不是，到关键时刻要表态的。比如说王子野，开头的时候我不表态的，关键的时候我表态了，我给了一张大字报，非常长，王子野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群众路线他怎么反对呢？因为他每天中饭要回家去吃，这证明他坚决不愿意跟群众合在一起，而一定要回小家庭，这证明他对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深恶痛绝，他把延安的精神全部丢掉了……我写了好几千字，一张大字报都是批判。我知道定性的时候，这种材料一点用都没有的，可是批判的时候、煽动的时候很有用。我是老运动员了，是过来人了。

　　我喜欢圆融，喜欢装笨

　　南方都市报：今天我注意到活动现场打出来的条幅是“一个时代的个人史”，时代和个人的关系，在你的身上的体现是怎样的？

　　沈昌文：我想主要值得了解的就是三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些，其他的没太大的区别。像我这样的个人史———如果值得提个人史的话，我愿意跟文珍、秦颖（该书两位责编）汇报的，主要是改革开放那一段，那一段别人没这个经历，我有这个经历；而且我不是推动，我没有推动过改革开放，我参与了，这使我有幸，像我这样有幸的人并不多。按理说，范用他们更有资格，那个时候他退出了。但是我正好参与进去。我如果早生十年或者晚生十年，就没机会了。

　　南方都市报：改革开放三十年，从编辑出版工作而言，你有没有感觉到一个明显的变化？

　　沈昌文：改革开放明显的变化，是开放。我再三为现在的出版辩护，现在的书多了，我觉得书多了是好事，是开放的成果。尽管现在还有很多障碍，有的障碍一直没有去掉过；可是整个来说，还是去掉了很多，不断地在去掉，这一点我们是该肯定的。很多例子都可以说明的。

　　我因为看的书比较多的是讲回忆过去的事情，那过去不能比啊。你们要做编辑工作，你们要看看，现在光是蒋介石的书就出了多少，而且可以认认真真地讨论蒋介石的功过，蒋介石有多少毛病，蒋介石有多少成绩，等等。这都跟过去我们编辑的时候不同了，那时候就蒋光头，蒋光头没什么好事，没有的；现在就不一样了。我觉得这个就往前走一步了，这一步得来不易。

　　南方都市报：您刚提到这三十年的经历比较重要，同时，你在书中也提到，1953年后四年，对你的影响也很大。

　　沈昌文：我追述，我就是要想说明，改革开放看起来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在这以前有不少萌芽。1953年到1957年那一段就是萌芽，这个萌芽当中有很多可歌可泣的事情。重要的是———恕我直说了，在威权之下，不断地被压了下来。我复印了《大事记》以后我就看了，我看了以后自己真是不寒而栗啊，可真是觉得没办法，很痛心。我讲过去的历史的目的是在证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的正确性，并且它在这以前已经露了头角了，可是全给砍掉了，1978年之后，改变才成为一种可能了。

　　南方都市报：能不能这样说，你对“文革”的回忆，实际上是对自己的一种反思———或者你不喜欢反思这个词？

　　沈昌文：我不大喜欢，我觉得我是后知后觉的，我是随着大流而来的，到了大家都在反思的时候，我才慢慢开始。我们当年，尤其是我，是学苏联的东西出来的。斯大林的事情基本上都给否定了，可是他的控制意识形态的办法没变。当年我不但拥护，我还做宣传呢。所以，我要说的是，我没有特别高明，我不过是一个毛泽东、邓小平领导下的小兵。

　　南方都市报：在1978年，你还没觉醒？

　　沈昌文：那怎么能觉醒呢？到干校我还完全没问题，我不是害怕“文革”后期挨整吗？我都相信毛泽东可以当家。可是到了干校后来就发生了林彪的事情，于是我们才感觉到了麻烦，党内还有林彪这样的人哪，还可以出这样的大事啊，那这个事情我们怎么办呢？下去我们对党采取什么态度呢？所以，我跟你直说吧，我们根据这个情况，我有一个想法，我跟我老婆商量，我们的第二代不能交给别人，我们是全身心地把自己交出去了，第二代不能再重走这条路了。

　　南方都市报：后来翻译了很多书，编了很多书，会不会和您想弄清一些问题有关系？

　　沈昌文：没有。主要的原因是要争取收入。因为当时人民出版社实行了一个规定，翻译书是合法的，而且稿费归个人，还可以受到表扬，那一举三得的事情，干嘛不做呢？我的女儿，特别是大女儿，她的整个成长期间大概都靠我的稿费补贴生活。这是我们的王子野先生的英明政策了。当然了，翻译得好的话，能学到知识，还能在党内获得地位。

　　南方都市报：你很务实。

　　沈昌文：我喜欢圆融，喜欢装笨。老了可以不必装了，年轻的时候要装。你要知道，人家骂你笨是最轻的骂，对不对？你这人怎么这么笨呢？党的指示没有好好领悟！骂得最坏的是，你的文章怎么这么写？你这么聪明的人居然没有用心！那你就别去做人了。所以我当然懂了，我老希望领导骂我笨，不希望领导说我聪明。

　　应该丢在垃圾桶里的书

　　南方都市报：你现在还写一些文章吗？

　　沈昌文：现在很少写了。约我写的很多，可是我一般不写了。我在做一个研究，其实这个研究到现在还没开始。我要做研究性的问题。我觉得太遗憾了，很多人没掌握这方面的材料。我已经77岁了，可是我喜欢研究这些问题，因为现在没有这方面资料，李银河也没有，我觉得这些太重要了。

　　南方都市报：你有写日记的习惯吗？

　　沈昌文：没有。怎么能写日记呢？一种是因为懒惰，一种是我们“文革”过来的都不敢写日记呀。我们整理人家日记、抄人家日记的事情都干过，自己还敢写啊？我从来不写，我连笔记都没有。

　　南方都市报：有没有打算以后自己写一部自传？

　　沈昌文：有这么一个想法，还没有开始做。有个想法是什么呢？就是在我活着的时候，把可讲的事情讲完，以后人们有什么意见呢，也找不到我了，我已经到该去的地方去了。

　　南方都市报：你怎样评价这本口述自传？

　　沈昌文：一本被文珍、秦颖同志错看了的、应该丢在垃圾桶里面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