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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看晚清时期的人才名单，实则十分强大，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官场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曾纪泽等，民间有魏源、容闳等，即便是腐朽的朝廷，也有光绪这样励精图治的皇帝。为什么无论李鸿章的改革还是孙中山的革命，都难以获得成功？　　

    那他一定失败，而且失败得非常惨烈，比孙中山还惨。

　　这个假设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成立的，不是因为历史不容假设的老生常谈，而是李鸿章的性格、行为模式和背景决定了的。但这个假设的推论结果，却能够颠覆我们所习惯了的关于晚清改革失败的原因。

　　李鸿章和随后出现的孙中山代表了在晚清时代寻找中国出路的两个极端：一个是在体制内运作，维护祖宗之法，但是渐进改革，以应对“三千余年之一大变局”；一个是在体制外造反，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暴力斗争，誓要在“鞑虏”的废墟上建立一个新时代。

　　但是他们通通都失败，李鸿章的苦心孤诣在一场又一场的外来侵略中化为泡影，他所经营的帝国事业几乎无一幸存；而孙中山看似推翻了一个旧有的王朝，开创了新纪元，可惜帝国崩颓之后的中国所面临的却是比晚清更加深刻的一场又一场劫难。

　　这到底是为什么？或者说，这是历史学家这100年来争论不休的题目：为什么中华帝国在明朝之后没能延续世界领先的地位，而在挨打之后又没能像日本那样开拓新章？

　　雷颐的《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历史漩涡里的重臣与帝国》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书的内容是李鸿章从发迹到去世这40年间的奏折和书信，以及作者的解析。目的是通过李鸿章个人的从政之道和心路历程，来观照那个大时代的变动，寻求这些变动的原因。

　　研究晚清历史的书汗牛充栋，其中不乏优秀者。不过雷颐的这本书非常有特色。以往的著作涉及大臣的奏折和书信，往往是没头没尾，或是学术味十足，面目可憎。雷颐的解读却有始有终，纵横捭阖，勾连晚清制度、文化和经济层面，读起来宛如小说，比那些号称普及历史书，不知高明多少倍。

　　然而，这本书的巨大缺点却是分析的角度陈旧，譬如“清王朝实在腐朽透顶”之类的言辞俯拾皆是；再例如对于李鸿章为人的分析，无非圆滑、狡黠、骑墙等等，虽然文中也多有为李鸿章辩诬的章节，却颇有“瑜不掩瑕”的苛责，也并没有站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为李鸿章设想。更重要的是，在雷颐的分析中，晚清大计之失，仍然是传统所认定的纯粹统治者之失。

　　从李鸿章的奏折和书信中来分析这个个体，能够了解他的行为模式，他的能力见识，从而在他个人的遭遇以及整个社会对于他的反应中，可以观照晚清末季的历史趋向。他的40年，可以以为官、处世和为人几点来辨析。

　　李鸿章为官，可以“既有灵活性，又有原则性”10个字来形容。在40年里，他所办的几件事，可以说都是惊天动地的。剿太平、兴海军、办洋务、从外交。除了第一项，其余几项都为中国开创了新时代政府的业务主线（军事、经济、教育、外交）。这些事，在那个时代环境里，政府要生存，要富强，无一不需办。但是他在经办这些事情的时候，朝廷、官员和百姓无不处处、时时与他为难。他通过联合恭亲王、醇亲王、慈禧、曾国藩等人，有时候能够即刻见效，有时候等待合适时机，但终于一一办下来了，此为灵活性。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并不骑墙，遭到反对马上捣浆糊，而是坚决、不懈地做了。并且在办海军这件事情上，他居然公开在奏折中指责“惟朝廷似不甚重其事”。此为原则性。

　　所谓的处世，即办理外交。这在当时是一个新鲜事务，没人有经验。但是李鸿章是一个天才式的人物，在处理外交的时候，他秉承的是我们后来所熟知的“有理、有利和有节”的原则。在对待外国上，李鸿章一早就看出了“天朝秩序”——也就是中国是上国，而其余是蛮夷这种思想——的崩溃。因此，他在1874年时候就提倡“平等交往”，也就是他国和我国是平等主权国家这个核心观点，并赞成双方互派大使这样的国际交往准则；在谈判的时候，他也一早就遵循了谈判的基础是武力威慑的方法，在中法越南战争中，鼓励黑旗军作战以便把法国逼到谈判桌上，这一招非常奏效，虽然最后结果差强人意，但却并不是他的过错。他也是一个卓有远见的政客，在日本尚未崛起时，他就认定了这是未来中国的心腹大患，但在对待日本的过程中，却恪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战略。在甲午海战中失败，应该是一个技术性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