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日)鹤见俊辅著,邱振瑞译,台湾行人出版社2008年1月版。

　　彭砺青

　　□自由撰稿人，香港

　　对于笔者这一代而言，南京大屠杀等日军暴行仿佛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情结。可惜的是，我们很少去思考二十世纪开始时日本人在精神文化上经历了什么巨大的变化，致使一个普通平民穿上戎装后成为无恶不作的皇军成员？而我们的讨论牵涉太多情感，无法窥见当时日本人的精神文化面貌。这本书的中译本就提供了部分答案。

　　战败以后，日本从天皇制扩张主义国家蜕变成君主立宪议会制国家，民间和知识分子开始思索这个问题了，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甚至触及日本现代政治的根本。日本史学家将这段扩张主义时期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以满洲（九·一八）事变、芦沟桥事变、太平洋战争为其起始点。作者却认为应该将整整十五年的侵略历史看作一个整体，以承担所有战争责任。

　　对日本人来说，1931年的确是一个转折点，在这一年以前，自由主义政党、左翼学生、宪政团体，甚至许多知识分子，均一直对军国主义表示反对，但进入战争时期，这些知识分子纷纷“转向”或沉默，如日本共产党前身的“东大新人会”成员纷纷支持法西斯主义，其中例子就是日本左翼政治思想家北一辉。

　　在本书的论述中，“转向”是一个关键词，作者认为是指“在国家权力之下造成的思想转变”。唐朝与日本的交通是第一次思想文化的转向，晚清时日本的明治维新是第二次转向。

　　现代日本源于明治维新，维新志士在明治维新几十年动荡岁月中，或死于非命，或郁郁而终，新登政治领导层的大多是靠日俄战争崭露头角的陆军士官，策划侵华战争的也是这一群陆军成员。在大正时期（1920年代），军国主义者透过行刺首相及国会议员，控制了政府。当时的知识分子渐渐感受到政府的压力。

　　这些大学青年是当时日本社会的主人翁，作者指出当时日本政府率先实行考试制度，以学历选拔公职人员，所以这些知识分子和年轻大学生其实有自己的社会地位，亦有其切身利益的考虑，他们属于较高的社会阶层，亦将成为产业界、媒体领导或政府高官。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大学生当中，政治取向的出发点往往是国家政策及利益，当天皇制国家的利益表现为军事扩张政策时，他们就会放弃共产主义思想，为法西斯主义作宣传。

　　这其实也是明治维新“富国强兵”的精神信念所带出的政治问题。那么究竟这种精神信念又是怎样的？鹤见俊辅提出了独特的见解。明治维新政府推翻德川幕府统治及其封建政治制度，亦是幕末时“尊皇攘夷”思想与学习西方思想的产物，在政制上体现为介乎于军事寡头及西方议会式制度，而天皇则具备宗教及政治的最高权力。在倒幕前夕，思想家吉田松荫和山县大华曾有一次关于“国体”的讨论，吉田松荫坚持“国体”是独一无二的，只有日本才有“国体”，山县大华则认为各国有各自的“国体”；吉田对于“国体”的理解，影响了明治以来对于国家精神的阐释。此外，尊皇思想的结果，使日本人将天皇尊为人格的天神，他们有扩张领土的责任，让天皇得以向全世界昭示真正的“精神文化”。

　　日本传统国民心理源自锁国性。日本人视日本为一系列上天赐予，让其自生自长的岛屿，他们甚少受外来侵略的记忆，在这些岛屿中成长的国民，排外性其实不弱于中国人。在明治维新以前几百年，日本人一直生活在幕府的锁国政体下，对外来事物懵然不知亦十分抗拒，直至明治维新后才由知识分子和作家引进西方各种思想，然而这种文化的“转向”亦很快受到传统的挑战。

　　明治维新的精神可分为显教和密教两部分，显教是指日本人有效忠天皇、扩张国力，向世界弘扬神道人格观的思想；密教是指学习西方价值、科学及技术以迎头赶上，以免沦为西方殖民地的思想。随着明治维新以后对中国的扩张战争中，日本获得了胜利，于是显教部分渐渐掩盖了密教部分，民主自由思想渐渐消退，而军国主义思想占尽上风，起码对于社会阶层较高的知识分子和军官来说确实如此。但在民间或社会低下阶层的民众心中，传统做人处事的价值观仍然主导着他们的思想，而军阶及待遇较低的普通士兵也并不像许多军国主义者般为战争宣传。

　　这就是这本书之所以名为“精神史”的原因了，“精神”指的是日本全民族对法西斯扩张的心态，作者不单审视能够“自我表述”的知识分子，亦同样审视那些沉默的大多数人，甚至被列为次等公民的殖民地民族，如台湾人、朝鲜人等。明显地，民间妇女、低下阶层的劳苦民众，或者一向受到歧视的朝鲜族移民并不对“天皇万岁”的军国主义思想感兴趣，怎样安居乐业反而是他们关注的事情。作者提及左派知识分子中野重治的小说《村中的家》，身为知识分子的父亲，在儿子被迫“转向”沉默反抗时对儿子深深失望，他认为儿子应该为贯彻立场而死，从中鹤见俊辅表示这些贫苦大众比知识分子往往更有骨气。

　　另一方面，历史亦证明许多战殁士兵在战死的时候，并不如日本政府宣传的高呼“天皇万岁”，而是呼喊着母亲的名字。这证实了军国主义思想到底敌不过人性，而这些宣传家也无法泯灭所有被迫从军的国民心中对于家人的思念。如果用阿伦特关于“平庸的恶”的论述去探讨，在南京大屠杀的恶行背后，我们也可以明白，这种人性的“转向”其实亦可能发生在任何顺从这种集体意志的普通人身上。

　　关于密教的论述，其实亦可以从日本人将外来宗教当作人际关系网的表面态度来作参考。今日日本人对基督教并不特别热衷，但天主教的传教士曾经向日本人传教，信仰者人数不多，且都是农夫和村妇，然而从幕府到维新时期，政府都不遗余力地迫害他们。在战争时期，在日基督教会亦成为政府的迫害对象，某些源自美国的反战教会灯台社的教徒，纷纷被警察拘捕甚至杀害。日本的灯台社没有基督教会的团体，只宣扬耶稣基督的教义，并教信仰者反对战争。有趣的是，明灯社长明石顺三在入狱后被迫看神道教和佛教书籍，因而发现“万古一系”天皇制的伟大，于是“转向”，由此与仍旧相信基督教教义的儿子对立。不过，当时仍有少数佛教徒及基督徒，对日本政府的扩张政策持批判态度。明石顺三的态度与上文提及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大学生极为相似，他们对一种主义的坚持都随着监禁期间所阅读的日本神道思想刊物而很快就“转向”了。另一个例子是满洲被苏联红军俘虏的日军军官，在苏军集中营的他们，对天皇军国制度咬牙切齿，但一回到日本本土，这种愤恨很快就烟消云散，转为对共产主义的仇恨了。

　　鹤见俊辅与丸山真男等人同为日本战后重要政治思想家，然而鹤见俊辅比其他学者更重视从日本深层文化症结作阐释，而不单是审视日本政治思想史及政治思想家的主张。为了重现日本战时的精神面貌，作者仔细地诠释战时日本文学中关于战时知识分子精神面貌的描述，并阅读许多当时平民和军人所写的文献。另一方面，作者对日本人特性的观察又紧扣战时日本人的精神面貌，令作为读者的我们对大和民族内在矛盾性格更透彻理解，其关键点或许就是日本人对“转向”之喜好，及其甚少为一种信念与社会对抗并为之牺牲。